从我离开学校开始算起，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对于爱好体育的人来说，四年就是一个轮回。而中国男足不断传来的失败又失败再失败的消息，让人感觉四年又四年再四年也不断过去。这样想好像也是刹那间的事情。其实做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不做学生以后，有很多学校里从没有学习过的事情要面对，哪怕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至少学校没有说过手持学生证或者毕业证等于手持垃圾一样是不能登机的。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一凡说：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

老夏走后没有消息，后来出了很多起全国走私大案，当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再次看见老夏，结果发现并没有此人。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年少时，我喜欢去游戏中心玩赛车游戏。因为那可以不用面对后果，撞车既不会被送进医院，也不需要金钱赔偿。后来长大了，自己驾车外出，才明白了安全的重要。于是，连玩游戏机都很小心，尽量避免碰到别的车，这样即使最刺激的赛车游戏也变得乏味直到和她坐上FTO的那夜。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